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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下赤貧的農民和他的生死田園
2016-09-27   來源:凱風寧夏   作者:郝帥斌

  當日常事物的詩化以及天堂這樣的想象力園地被一種在人境俗世中的“結廬”所揭示,我們說是時候回到田園了,因為田園才是陶淵明詩化生存的命脈所在。

  陶氏田園詩的勃勃生氣源自它與詩人在大地上棲居的親密關系:一種性靈彰顯的脈脈溫情,同時也體現著與艱辛日常生活的現實關聯。《歸田園居》是陶淵明描繪自己詩意棲居最集中的一組,文學家發現他以匪夷所思的運筆能力將一個詩化的農耕文明所應有的一切主題、元素和審美客體囊括殆盡。在我們的討論中,田、園、林,靜謐淳樸的自然風物以及人的閑暇時光,都構成他詩化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土日已廣”洋溢著的農人粗獷的欣喜,“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流露出真實勞作的欣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讓我們看到一個農民的晝夜辛勞。田園是其衣食所托,是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陶淵明真正讓人敬佩的地方就在這里。田園本身,絕不是詩,不是交響曲,不是風光,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的艱辛生產,它包含了耕耘、繁育、制造以及吮吸(但更多是盤剝)大地等內涵,它所揭示的是終有一死的人無可避免日夜劬勞的生存本質。

  陶淵明將自己的雙腳深深根植于這樣的田園。為了追尋夢寐以求的內心自由和經濟自足,逃離官場戒律和仕途奴役,他創造了屬于他一個人的“內圣外王”哲學,即君子風度和堅實矗立在田園上的詩歌王國。然而貧窮的殘酷也常常讓這位國王無地自容,無奈奔走覓食于友鄰之間。他一面表達著“君子固窮”的儒家道德主義的堅守,一面為妻兒牽連受苦而感慨愧疚;疾病使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兩鬢斑白,成早衰之相。他“顧慚華鬢,負影只立”,感到“三千之罪,無后為急,我誠念哉,呱聞而泣”,一種刻骨銘心的無法贖罪的痛苦襲擊著他的生命。而生命凋零,如陰霾籠罩他的歲月。他反反復復吟哦這時間的話題。此外,還有伊藤直哉先生所考證的后代無才、婚姻愛情不得意等等俗世俗人所無法逃避的現實,折磨著這位被梁啟超稱作“廬山下的一個赤貧的農民”。

 

  農民陶淵明深深地淪陷在他的生死田園之中。在他的《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詩里,詩人把一個“負疴頹檐下,終日無一欣”的悲哀形象推向讀者。他先后經歷了前妻、母親、妹妹、從弟等親人的辭世。在多篇祭文里,哀哀泣血的陶淵明形象令人震驚。自古以來,沒有人能夠真正直面死亡無動于衷,那些視死如歸抑或超然灑脫的歷史記錄,不過是因為死神還未雷霆震怒,降臨己身,或者死亡的事實被時間凈化、被情操升華。鼓盆而歌的莊子,也曾向惠子陳述其妻初亡猝不及防的驚恐與悲傷。

  圣人、彭祖及松、喬等仙人,無一能夠挽留生命的逝去。“今我不為樂,只有來歲乎?命室攜幼童,良日登遠游”,痛惜之余,就是倍加珍惜這有限而又充斥著無限悲喜的人生。陶淵明并沒有真如其詩,擇一良辰,攜老扶幼,到遠方去,那樣不過如一次茍且的逃亡。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陶淵明畢竟非常人可比,他那敢于直擊死亡的猛烈的歌詠,把性情提升到本體論高度,導引向對生命美好珍愛的一往情深。

  與田園的現實進行搏斗,殺死一個文人的內心軟弱,使得陶淵明勇敢,并且深刻、深邃和深情。“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在他的《挽歌歌辭三首》中,他以一種提前經驗死亡的極端方式,盡情領略死后種種面相。靈魂把絕望和痛苦的境地在揉碎后凈化,取得人的精神超越可怖的死亡的效果。死原來不過如此。

  陶淵明無所忌諱地為自己寫下《自祭文》。類似《挽歌歌辭》中的死亡儀式再次被生者提前體驗。這是莊子和骷髏那次神奇對話之后,有限與無限的問題以同樣的方式重新被突破,不同的是,這次詩人陶淵明不再宣揚死有可能比生更令人欣喜,更讓人迷戀,而是揭穿死的全部真相:枯槁與靜默,無關得與失、是與非,也無所謂輕和重。

  在陶淵明看來,死即道的回歸,也如道的前進和綻放一樣不可阻擋,卻令人滿足。那沉重的負擔豈非也是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囊而戰,我們的生活不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實和存在?我們又怎可辜負這短暫而稍縱即逝的美好歲月?“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飲酒十一》)“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飲酒其九》)“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 ……人生的悲喜他兩面去體悟,呆呆地達到諦觀的境界。

 

  用林語堂先生的話說,陶淵明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一種奇怪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肉的專一與靈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靈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質生活的奇怪的混合。“陶淵明是那種能夠酷愛人生而不過度,能夠看見塵世的成功與失敗的空虛,能夠站在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地位,而不敵視人生的人”,林語堂真可謂既懂陶生,又知人生。

  向死而生,陶淵明與他的田園融為一體。他不再是整日躲在土室里過著僧侶般深刻生活的焦先(漢隱士,事見皇普謐《高士傳》),也非住在他自己所宣揚的“無論魏晉”的桃花源,怡然自樂。他的田園關乎現實俗世,是躺在耕讀文明時代的一本安靜的宗教經卷。從事農業生產的他既不去擺脫祖先遺留的身份,也不打算盡棄紅塵,刻意將知識和信仰給予他的痛苦一筆抹去。他坐在南窗寄傲的同時,也唱著“刑天舞干戚、猛士志猶在”的歌。

  理想的崇高主義并不影響現實的卑微,他與外界保持著關鍵的聯系——朋友、鄰里、市井與郊村,廟堂與江湖,他在庸常冷寂的世界過著生機盎然的生活,“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為別后相思之資”,他的田園具有別樣情味。理論上,他是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活案例;實踐中,他努力不讓自己真的與世隔絕,走投無路,他借助外界裨益詩歌事業的實現和情感生活的維系。

  陶淵明在田園“心”隱“跡”不隱。在公元3至4世紀隱士輩出的時代,他獨樹一幟。生活在比他早的時代里的隱士仲長統,曾經這樣描述他的田園:

  那里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場圃筑前,果園樹后。有舟車可以代步,有珍膳可以讓父母妻兒無苦身之勞。有好朋友和美酒娛樂。良辰吉日,烹羊宰牛,在舞雩吹風、在高堂歌詠。不必受當時之累,并可以長生不老。過著這樣的生活,就連帝王之門我也不屑入。

  看起來仲長統是在做一個高官歸鄉后的白日夢,這樣的田園生活一派喜氣洋洋,衣食充裕,無憂憂慮,還長生不老,就是皇帝自己恐怕也會向往。大約與陶同一時期的謝靈運也曾描繪他歸隱的田園,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要南北兩居,水陸暢通。要觀風瞻云,也要九泉、五谷和珍奇。要修竹子,植灌木,把奇峰怪石搬到院中,把清瀾如鏡置于窗前,香草芬芳,日月投光,夏涼冬暖,以便我隨時玩水弄石。

 

  事實上,謝靈運的歸隱生活豪華而顯貴,他曾親手打造世家大族的殷實莊園,但并不僅是用來玩水弄石,他居住其中還觀察著朝廷權貴們的一舉一動。他終究未逃殺生之禍。歷來陶謝并稱,陶淵明那摒退物質和功利誘惑的田園,坦蕩蕩清澈可愛,而大莊主謝靈運則顯得不知隱中三味。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或許只有后來的杜甫,能夠像陶淵明那樣在貧瘠的土地上搭建起令人著迷的詩意小廬。他們是那樣驚人相似地懷著感激之情去愛生活、愛親人、愛家園,愛自己釀的酒、自己種的麥、自己采的花,愛一束來自大自然的神奇光芒,愛每一個轉瞬即逝、永不再來的時刻;他們同樣感受著幼子在側的天倫之樂,與農人披草往來,共話桑麻,與故友在家中“奇文共欣賞”,乃至他們都有攜全家老幼遠游的計劃……他們的沉重與輕盈都與腳下的土地緊緊相連,他們對家庭、親友、鄰人及至周圍世界一花一草、一鳥一石溫情脈脈,無不展現出一個棲居在母親一般厚德的大地上的農夫兒子的真誠與老實。

 

  王文嶺先生有段話說得好,在陶淵明的筆下,田園一切有生命與無生命的景與物,都富有詩情畫意,都是在自然而然中被詩化了。田園被詩化,勞動被詩化,陋室被詩化了,貧窘的生活被詩化了,即便是死亡都被詩化了。……田園的風物,四季的更迭,人與草木,與鳥,與微風細雨和諧共存,實現天人合一、心物交流,更是詩化了審美境界。

  但這種詩化并不顯得虛假,反而堅實有力,親切自然,富有啟發。到此,也許我們也可以像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們那樣回答,人之所以畏死,是因為詩意喪失了。(文/郝帥斌)

【編輯】:荷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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